“枝娘下葬后，安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不吃不喝整整两日。第三日早上他打开门走出来，不哭了，可也不怎么说话了。我叫他，他应，我问他饿不饿，他也吃。但那双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蒙了一层灰，看什么都看不进去。门也不出了，书本也不碰了，整日整日地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一坐就是一天。”
“后来他爹做主，说不能再在西坡村住了，再住下去这孩子的命就没了。我们把家里的薄产变卖了，搬来了义昌镇，想着离了那片伤心地，他兴许能慢慢缓过来。”
她顿了顿，将茶盏放回桌上。
“搬到义昌镇后，他确实好了些。不那么发呆了，有时候也肯说几句话，但人还是闷，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有一块是死的。后来就是他十五岁那年，出门给他爹送东西，半路淋了一场大雨。回来就发了高热，烧了两天，出了一身红疹子。”
“疹子退了之后，”她抬起眼，目光有些恍惚，“他开始重新捡起书本读书，也愿意见人了，有时候还会跟我开几句玩笑。我那时候是高兴的，以为他终于走出来了，以为自己苦熬了这么些年，总算是熬出了头。”
“可后来，”她的声音颤了一下，“后来的事，并非我想的那般。”
她把双手重新交叠在膝上，眉头皱起。
“ 他十六那年，能说亲了。媒人上门，他连人家姑娘的名字都不肯听。我劝过，他爹骂过，我哭着求他，他就只说一句‘娘，别逼我’。四年前，他爹也病故了，家里就剩我们母子二人，说亲的事便再没人提了。”
郑母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抬起眼看着她们。那双清亮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不是哭出来的，是这些年一点一点熬出来的。
“安儿有时候会变得很奇怪。好好地坐在那里，忽然就换了个人似的。说话的声音不对，脸上的表情也不对。有一回他坐在窗前看书，我给他端茶进去，他抬头看我，那眼神，不是我儿子的眼神。我说不上来是什么，但就是不对。”
“他还会自己跟自己说话。在屋子里，压低了声音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那个语调和平常完全不一样。我以前也有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他就停下来，看着我，问我怎么了。就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”
“最怪的是，他说他记不得那些事。”郑母说到这里，语速都快了起来，“他真的记不得，不是骗我。有一回他忽然变了脸，说了一些很古怪的话，吓得我心里直哆嗦。过了不到半炷香的工夫，他回过神来，问我怎么了，说刚才好像在打盹，脑子昏沉沉的。我跟他说方才的事，他一个字都不信。”
再后来，他就开始往外跑。
“头一回离家，是他十七岁那年秋天。那天傍晚他放下书，忽然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我叫他，他不应。他爹上去拽他，他把袖子从爹手里扯出来，力气大得不像平时的他。”
“我和他爹跟着他出了门，一直走到西坡村，我们之前住的那里，他还带了钥匙开了锁。”